本文首发于2019年9月26日《南方周末》国史新记·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系列报道之数据中国）

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在1980年之后出生的农民工，也称第二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存在着显著差异。
老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是为了挣钱回乡，享受晚年在农村“过自己的小日子”。新生代农民工则是为了扎根城市，寻求更多的个人资源和发展机遇。

（冯庆超/图）
每晚8点，廖晓才能结束一天的工作。他是广州一家电子产品维修店的学徒工，每天需工作10个小时，待遇是：包吃包住、每月工资3000元、没有“五险一金”。尽管收入在广州仅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开销，廖晓仍被这座城市所吸引。
出生于广西钦州农村的廖晓，今年24岁，从钦州一所中专学校毕业后，他辗转到广州打工，成为一名“新生代农民工”。如今，像他这样的“新生代”已逐渐成为农民工群体里的中坚力量。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8836万人，平均年龄为40.2岁。其中，出生于1980年以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过半，达到51.5%。
新生代农民工中，“80后”占50.4%，“90后”占43.2%，“00后”占6.4%。他们是改革开放之后成长的一代，相较于父辈，他们能够更快地适应和融入城市，对城市的认同要远远大于对农村的认同，渴望留在城市。但由于户籍制度等因素的限制，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是城市的过客，想回到农村，又缺乏对农业生产的熟悉，很难成为合格的农民，只好在城乡的边缘游走。

两代的根本区别
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代农民工开始进城。他们为了生计进入城市，又为城市发展注入了动力。
巨晓林就是其中之一。1987年，巨晓林走出陕西岐山县的小村庄，成为中铁电气化局的第一批合同制农民工。
能加入国有企业是不可多得的机遇，巨晓林自认为是农民工大军中幸运的一员。在中铁电气化局工作的30年间，巨小林先是当上了北京市人大代表，后又成为中共十八大、十九大代表，并被选举为全总兼职副主席，成为技术型农民工中的明星人物。
如今，第一代农民工正迅速老去。国家统计局的报告显示，2018年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2.4%，比上年提高1.1个百分点，且近五年呈逐年提高趋势。
已经57岁的巨小林，开始畅想退休后的生活，他说：“等我老了，还是想回农村，那里有房有地、空气也好。”但是，巨晓林发现身边的“80后”、“90后”农民工很少再有回农村的愿望，他们更期望在城市有稳定的工作、收入，并拥有住房。
随着时间的推移，学者和决策者们逐渐产生一个共识——当今中国农民工已不再是一个高度同质的群体，内部结构已经产生了很大分化，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存在着显著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指的是在1980年之后出生的农民工，也称第二代农民工。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首次使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提法，文件要求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7年，新生代农民工人数首次在农民工总数中占比过半。随着第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年轻的农民工陆续进入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的规模还将越来越大。
新生代农民工的成长环境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已经大大改善，他们期望更好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享受，他们不仅仅为了生存而打工，还想要在城市里谋求发展。
“两代农民工的根本区别在于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生活逻辑。”在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贺雪峰看来，老一代农民工进城务工是为了挣钱回乡，享受晚年在农村“过自己的小日子”。新生代农民工则是为了扎根城市，寻求更多的个人资源和发展机遇。
纵然在城市打工时常感到疲惫，廖晓也从没想过回到农村，“来了就不想走，老家没什么玩的，不像城市晚上哪里都亮着光。”

“很难真正融入城市”
贺雪峰在调研中也发现一个问题，新生代农民工中的大多数不会对未来做长远的谋划，“走一步算一步”是他们的普遍心态。“虽然年轻的农民工对城市表现出强烈的渴望，但是等人到中年，面对房价、赡养父母、孩子上学等现实问题，他们很难真正融入城市。”
“县城和农村反而是多数人最现实的安家地。”贺雪峰认为，农民工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都处在弱势地位，因此很难在城市拥有体面的生活，而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源，为农民工提供了一条可行的退路。法定继承的土地和现代农业的高度机械化给部分返乡的新生代农民工留下了生存发展空间。
谈及未来，廖晓觉得农村再也回不去了，但钦州市区或许是个现实的选项。他算了一笔账，他所在的广州天河区的房价已超过每平方米6万元，而钦州市的房子每平方米只要6000元。
廖晓打算等父母老了，他就利用在大城市学到的本事，回到钦州开上一家自己的店，加上有“新农合”等社会保障，他觉得也能维持一家人的体面生活。


需更多保障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2018年，全国农民工月均收入已达3721元，相比2009年的1417元，这一数字已翻了一番。报告还显示，农民工的城镇归属感较为稳定，有38%的农民工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城镇的“本地人”。
在贺雪峰看来，农民工收入增长的同时，还应给予这一群体更多权益的保障，毕竟农民工面临着制度保障不健全、劳资关系不对等、职业前景不明朗等困境。
巨晓林也认为，当前部分地区尚未落实国家的户籍政策，缴纳社会养老保险的规定也不统一，种种原因限制了社会养老保险的缴纳条件和范围。“前几天我还在江苏省做总工会的课题调研，目的就是要解决农民工的社保在移交、转交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漏交等问题。”
不过，巨晓林觉得问题正逐渐改善。近年来，有关部门已制定了一系列保障农民工权益的相关政策，如要求建筑施工单位预付保证金、将拖欠工资单位拉入黑名单、追究相关领导责任等规定，有效缓解了农民工讨薪难的问题。
作为第一代农民工代表，拥有诸多政治荣誉的巨晓林，现在不少精力都花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权益保障上。
（廖晓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张笛扬 实习生 马晨晨